文/伍婉
一、 旧社会，寻找救国之路
我的爸爸伍禅，1904年8月31日出生于广东海丰，原名伍赞天。童年时，祖父家从世代小康沦落成贫民，祖父不得不到南洋沙捞越谋生，祖母带着父亲兄弟回到娘家生活。童年的苦难，使父亲从小就忧国忧民，立志为劳苦大众服务。他学习勤奋，三年级就跳级报考县立高等小学，在4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榜上有名（只录取50名），他的作文被作为范文公布上墙。15岁时，看到家乡的贫穷人家常为一草一木而争吵，附近的山岗却光秃秃只长草，不长树，于是向乡亲们倡议在山上种植松树，号召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全乡人人有份，得到全乡支持，很快附近山上种满松树。到海丰农民革命时期，大片树林成了起义失败后农会会员的避难所。外公去世后，1925年舅舅举家移民南洋，父亲也随舅舅一家来到加里曼丹岛，沙捞越新尧湾，与分别十几年的祖父重逢。
1926年爸爸从沙捞越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正式改名伍禅。1928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师范，考试时学校升级为文理科大学，全日本只有两所，进校不久就获得广东省留学公费。爸爸书念得好，为人诚恳，深得留学生和日本师生的喜爱和信任。数十年后，他的留日同学、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鈡敬文先生还对在京的我的姐妹们说：“在日本，你爸爸是书念得最好的一个，不搞学问实在可惜。”又说“留学生有经济问题，需要借钱，别人借不到，只要他出面总能把事情办好。”1929年日本全国的大学逮捕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爸爸的几位同乡郑思群（解放后任重庆大学校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林贤宇、郑长群等也被捕，父亲为他们聘请律师，与警视厅、法院交涉，代他们领取留学公费，直到日方将他们递解，安全回到上海。1931年父亲回国度假，9月17日乘海轮回日本，18日一早在船上看到日本进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简报，满腔悲愤，坚决不在日本逗留下去。到东京后再没有去上学，做好一切准备，不等毕业，11月就和同学吴郎西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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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爸爸经吴郎西介绍认识了青年作家巴金，与他成为终身好友。不久爸爸和巴金等友人创办了“佛雷达姆”（意为自由）周刊，秘密宣传抗日反蒋。1932年5月底一天，爸爸去同乡林琦住处，突然法租界巡捕押着共产党员郑思群进来，他住处有共产党刊物和手枪，为了不牵连更多人，他们承认同住一处，巡捕将三人逮捕，引渡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三天后转移到提篮桥监狱。巴金等朋友多方设法营救，主审法官郁华是郁达夫的哥哥，巴金通过郁达夫说情，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交涉下，关押40多天后，郁华将他们全部释放。出狱后，周刊不能办了，不久在巴金介绍下，爸爸和吴郎西于8月来到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任教，第二年认识了随同叔父陈瑜清（留学法国回来）到泉州念书的妈妈陈慧英。
泉州平民中学是一所新型的学校，聚集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学校的教育质量绝对一流。学校的宗旨是教育救国，贫穷的学生免学费，教师只有微薄的工资，提倡有福同享，爸爸将南洋寄给他的生活费全部拿出来与大家共用——他对待金钱的态度一生都是如此。爸爸教生物和数学，后来还兼任校务主任，管理学校。1933年底，南洋来信，要爸爸将“私自”跑到香港的弟弟伍觉天带回南洋，爸爸离开了泉州。第二年叔公也带着妈妈回到上海。爸爸从南洋回国后应广西教育厅之邀到广西南宁第一中学任教，虽然待遇很好，每月100个大洋，但不是他理想的学校，故一年后辞职来到上海。
1934年夏天，爸爸与巴金等友人共同组织文化生活出版社。当时大家都是穷书生，没有资金，爸爸先到立达学园的南翔分校教日文，往返于南翔和上海，边教书边准备做编辑。爸爸偶然买了一条航空奖券，中了二等奖，有五千元的奖金。一千元帮助几个穷朋友，二千元用作出版社资金，创办了《文学丛刊》，由巴金做主编，介绍左翼联盟的作品。第一集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于是《文化生活丛刊》、《译文丛刊》、《文学月刊》等陆续发行。出版了鲁迅、茅盾、艾芜、曹禺等人的著作；同时翻译了许多苏俄文学，直到文革前家里还有当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不少小说。爸爸也以陆少懿的笔名，翻译了一些日文小说，现在我家里有一本当年他翻译的日本名著《春琴抄》。五十多年后，中央电视台的正大剧场播放了由原著改编、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主演的日本电视剧《春琴抄》，好评如潮，我想爸爸的译文应该是最早的中文译本。
妈妈回到上海后，也参加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1936年5月12日，爸爸妈妈结婚了，在上海饭店请了许多朋友，茅盾（沈雁冰）当主婚人（茅盾是妈妈的表叔），瑜清叔公、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们都参加了聚会。他们的婚礼被朋友们戏称为“文学家的聚会”。
1937年5月15日哥哥出生， 6月日本的侵略行动日益猖狂，出版社编辑部由公共租界搬到法租界。爸妈住的地方在日本人势力范围之内，“八一三”前夜，他们匆匆离家，搬到编辑部暂住。第二天，战争就打起来，局势越来越紧张，饥民开始抢米，编辑部人太多。哥哥才三个月，妈妈同保姆带着他回到乌镇。
战争一直持续，奶奶在南洋没有爸爸的消息，忧心如焚，爸爸打算将妈妈和哥哥送到南洋，再回来抗日。到了乌镇，哥哥和妈妈都生病了，等病好，上海交通中断了。期间爸爸多次想办法离开，都没有办到。直到1938年1月，爸爸租了只小船，由奶妈的儿子撑着，从水路艰难地回到上海。到上海法租界出版社编辑部见到巴金等朋友，他们以为爸妈已经在松沪大轰炸时死在火车上了，相见万分惊喜。终于交通恢复，有船到香港。1938年3月爸妈和巴金等同赴香港，住在澳门姨妈家（姨父是中共地下党员）。爸爸打算将妈妈和哥哥托付给姨父，自己回到内地去抗日。然而奶奶在南洋想他们都望眼欲穿了，在亲友们劝说下，爸爸才决定先回到南洋再作打算。
二、抗战时期，领导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抗日
1938年8月爸妈带哥哥回到沙捞越新尧湾奶奶家。在南洋的14年——从39年1月到48年2月，妈妈生下了我们姐妹六人。到南洋爸爸就当上石隆门华侨学校校长，积极参加筹赈祖国难民的运动。38年底，爸爸到沙捞越首府古晋办《沙捞越日报》，宣传抗日，号召华侨团结马来和达雅克人，做好应对世界战事变化的准备工作。43年华校停办前，妈妈在学校教书。1941年三姐还没有满月， 12月7日（夏威夷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24日日本占领古晋，古晋成为日军在婆罗洲军事区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战乱谣言四起，石隆门米店不敢收沙捞越纸币，引起工人愤怒，放火烧店，致使石隆门整条街付之一炬，所有粮食被烧光，波及新尧湾。从山上和各橡胶园来的达雅克和马来人越来越多，他们扬言要抢华人的商店。危急时刻，爸爸出面调解，与部族头面人物商量，计算出当地人口，按人头平均分配口粮。并帮助石隆门等地派来的代表筹集粮食，救济各地居民。爸爸事先考虑到新尧湾一带橡胶园多，缺少粮食，倡议各商号牺牲私人利益，用公款向古晋等地购买粮食，得到当地各民族支持，由他负责办理此事，沙捞越许多地方发生抢劫华人商店的事件，而新尧湾避免了这场灾难。
不久日本人来到新尧湾，爸爸的特殊身份使新尧湾人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2007年我从网上下载了马来西亚《沙捞越国际时报》记者李君报导的《风暴原记录》系列之《沦陷岁月》，有许多关于婆罗洲反日同盟与爸爸的报导。其中讲到：“英军途经新尧湾撤退后，日本鬼子一路紧追不舍，不久追到新尧湾，准备在镇上进行大搜查，眼看民众将难免遭受到骚扰。所幸此时有一名中年华裔男子挺身而出，以流利的日本话，告诉领军的指挥官，坦言英国守军在数天前确实经过新尧湾逃往石隆门，相信已通过边界山路，闯入印尼，镇上居民向来善良、奉公守法，希望军队不要骚扰和伤害当地的民众。也许没想到在如此一个小山镇，竟能遇上能讲流利日语的民众，日军指挥官在得知来者是名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后，对他格外客气，并要求他充当翻译，向地方上的社群领袖问了些问题后，倒也真的放弃了大搜捕的行动，不久后便带着部队离开。紧急关头出面向侵略军交涉的，便是当时住在新尧湾，担当石隆门华侨学校校长的伍禅。原来领军入侵古晋的日本司令官，恰好是伍禅在东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同窗。”
日本占领军的司令官派人把爸爸请到古晋叙旧，力邀他出任伪政府的行政官员，爸爸不愿当汉奸，推说父母年老，家中几个孩子都还幼小，婉拒了对方的“献议”。没想到那位日本校友，不仅没有翻脸动怒，反而亲手写了一面“伍先生宅”的牌子，要爸爸挂在我们家的店门外。《沦陷岁月》如此描写：“此道牌子还真的比任何镇‘鬼’的灵符还管用，各级日本鬼子在看到伍家挂有他们头子亲笔所提的牌子后，非但不敢造次进入伍家骚扰，而且还对伍禅格外尊重，因此地方上只要有事，只需伍君往军部跑一趟，便能顺利的解决。”我家也成了抗日同盟会的秘密据点。42年爸爸与爱国华侨秘密组织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被选为主席。此时那位日军司令官特别签发了一纸准证，提出要爸爸管理新尧湾和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用品的统购统销，包括米、粮油、盐、糖、布匹甚至火柴和肥皂。反日同盟已经成立，爸爸和同志们商量，大家认为：如果不答应，日本人就会另找他人，万一这一差事落在汉奸手里，对人民的生活更加不利；同时抗日同盟需要经费，这是最好的经费来源；再者已经有一些人被日本人关了起来，他们的眷属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因此一致同意爸爸出面办理此事，并将同盟会的同志安插到各地去管理。这一举动使抗日期间，从新尧湾到石隆门、西婆罗洲一带避免了许多灾难。《沦陷岁月》这样评价：“……那鬼子兵头万没料到，伍君有了他所提供的这层保护网后，让他更方便于领导‘婆罗洲反日同盟’，而且把垄断白米经营所得来的盈利，全部用来支援抗日运动。” 爸爸掌管粮食，而我家粮食总是不足，需要用树薯、玉米粒等杂粮混着大米吃，早饭只能吃硕峨粉，他把一切都捐给抗日运动，《沦陷岁月》中写到：“作为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伍禅不仅实际的参与指挥抗日地下活动，而且还把他从贩卖米粮所得的金钱，全捐献给了西加里曼丹游击队，据负责潜运军需品到西加里曼丹的北婆罗洲同盟会领袖巫干铭回忆，单在1942年到1943年，他个人就曾数十次押运军火和金钱，通过石隆门的边疆山径，成功的运交到西婆游击队手上，其中一次还包括了伍禅个人所捐赠，重逾一斤的黄金与饰品。”
一些华侨被捕后，爸爸到宪兵队去保释他们，日本人相信他，就将人放了，救了不少人的生命。一些抗日人士还从印尼、北婆罗洲逃到我家避难，躲在我家店里，住了很久。一批枪支藏在我家对面杂货店的阁楼里，随时准备使用。1944年秋天，为了防止日本人突然袭击，爸爸在距新尧湾街场约一个小时的路程，靠近达雅克村落的山笆上，建了一处房屋，作为全街场和外地逃来华侨的避难所。
反日同盟的活动支持了祖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战争做出贡献。《沦陷岁月》中记录了“同盟会的成员们雇船出海打旗号谍报军情，抗日联盟志士功不可没”。讲到后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马来西亚政府部长杨国斯先生，每逢周末都会从古晋骑着脚踏车到新尧湾，表面上是回去和女友王银燕相聚，实际上是要密会居住在镇上的伍禅，与同盟会的领袖们交换所收集到的情报，并商议将敌军情报传递予联军的途径。看了李记者的文章，我对爸爸在南洋抗战时所做的工作，才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11日在沙捞越的日寇正式向盟军投降。日本人投降后，社会混乱，没有人维持秩序，爸爸就自动担起责任，以反日同盟骨干为核心，迅速处理了维护治安、救济外来工人、惩治日寇走狗等紧急事务。10月10日晚上爸爸去古晋，到达时已是11日清晨。古晋街上出奇的安静，商店都关了门，到同乡店里打听，才知道10日夜一个马来人杀死了一位华侨工友，引起华人、马来人互相仇恨。古晋顿时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被杀工友的老板李亚钟率领几百人要闯到马来人住宅区去烧教堂、房屋，杀人报仇。眼看一场民族大仇杀就要发生，无人敢出面处理。爸爸不顾个人安危，将李亚钟拦住，反复劝说，使风波慢慢平息下来。下午沙捞越政府才出面召开华人侨领及马来贵族的会议，决定辑凶讯办，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的民族纠纷。
三、战后恢复，促进华文教育
日本投降后，爸爸就到古晋创办《中华日报》。办报没有经费，只募捐到900元，爸爸自己拿出2千多元，后来才筹集到4千元，艰难地将报刊办起来。报社的宗旨是团结当地侨胞，积极维护各民族的利益，同时报道祖国解放战争，介绍新中国，在宣传爱国民主思想方面对侨社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家中再也拿不出钱来，爸爸就将报馆交给他人，自己辞去社长一职。
日本沦陷时期，所有的华校均被迫停办。在办报的同时，爸爸又积极团结华侨着手恢复华校。战前的华校是由各个地方帮派创办的，分为客家帮、潮州帮和福建帮。爸爸倡议应该统筹办校，将各个帮派的学校统一起来，统称中华学校。得到各方支持，成立了小学五所，中华中学一所。爸爸被选为中华教育会主席。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各校复办的经费，爸爸又将自己家中的钱拿出来，捐了500元作为开办费，后经各方支持，终于在1945年11月1日全部学校开学了。学生免费上学，教师尽义务不拿薪水，经费靠义演和募捐而来。这不是长久之计，到1946年，中华教育会邀请古晋各华人社团代表集会，会议决定组织“古晋中华学校董事会”。这个组织以古晋华商会和中华教育会为主干，董事长是华商会主席黄庆昌先生，爸爸就任副董事长。自此各校经费才有了着落，教师们也有薪水了。由于董事长不在古晋，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还是由爸爸负责。
爸爸为了办报、办学校，家里能拿多少钱就拿出多少，我们家的经济一点也不宽裕。家中14口人，43年爷爷去世后，家中的商店也停止营业，全靠过去的积蓄和家中橡胶园每月100元的收入养活，生活过得很艰难。二战结束初期，沙捞越局势尚未稳定，当地的一位掌管土地的官员，是爸爸的好友，曾对他说：“你要多少好地，我可以划给你”，爸爸谢绝了他的好意，宁可生活困难也不发这种不义之财。爸爸将家中的积蓄都用光，他的工作基本是尽义务，收入很少。因此在报馆和华校工作走入正轨后， 46年底爸爸辞去所有的职务，到印尼、新加坡寻找工作，战后经济萧条，工作难寻。 1948年底古晋中华中学给爸爸打电报，说学校缺少教师，请他回来。49年1月爸爸就任古晋中华中学训育主任，他带着堂姐和哥哥先到古晋。7月妈妈也带着三个姐姐到古晋，在第三小学教书，奶奶和婶婶带着我和两个妹妹留在新尧湾，1950年春天全家在古晋团圆。
四、坚持斗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
1950年元旦，中华学生自治会召开师生联欢晚会，庆祝新中国的成立，爸爸与古晋的爱国华侨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会场飘扬，师生大唱国歌和其他新中国的歌曲。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古晋华人社团1月28日举行盛大的游行。
由于对进步教师多年的教育，古晋中华中学成为沙捞越反殖民主义革命的摇篮。华侨的活动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注意，殖民地当局宣布禁止中国出版的含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进入沙捞越。1951年1月殖民政府派华民政务司长奥特侬召集董事和古晋华校教师训话，要求不得宣传共产主义，华侨要效忠英国。爸爸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引起英帝国主义的极度不满，为此他不得不辞去训育主任一职。1951年由于英帝和反动董事的压力，校长和爸爸同时辞职。学生们舍不得爸爸离去，派代表找爸爸，要求他不要辞职。爸爸说：“古晋中学的火种已经播下，可以不需要我了，我应该到其他地方去播种了”。不久，诗巫中华中小学校董事会聘请爸爸去担任校长。
1951年7月，爸爸到诗巫，担任诗巫中华中小学校长。仍然坚持他的办学方针，教育学生成为有文化知识又有思想的青年。1952年4月，爸爸在学校举行作文比赛，他出的题目是“青年的醒觉”。5月中旬评选结束，得奖文章贴在礼堂，第一名文章讽刺一些华人数典忘祖，竟认祖家为伦敦，号召华侨青年要早日觉醒。消息传到诗巫政府，触怒了英殖民政府。省长怀特将作文带到古晋与政治部、教育部、华民政务司磋商如何对付爸爸，他们将爸爸视为眼中钉。怀特回来后立即召开校董事和爸爸开会，借口这篇文章有反政府的倾向，追究文章谁出的、谁评阅、谁公布上墙。爸爸感到此事不能牵连太多人，将一切责任都承担起来。怀特当场宣布，政府决定取消爸爸的教师证，并不允许他在诗巫居住。事情暂时结束，没有处罚教师和学生，爸爸也就放心了。到了6月7日，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通知爸爸 “你的校长职务于8日结束”。8日上午学生和同事为爸爸召开欢送会，晚上校董事会设宴为爸爸送行，全体同事参加。主席在会上致词，表示：“不是董事会对伍校长不满，也不是伍校长不满董事会，此次校长的去职完全出于意外，本人非常难过。”爸爸感谢大家，表示他的心永远和各位同在。
1952年6月9日，诗巫警察署探长陈亚德带了二名警察到爸爸的住处，对他说：“很对不起，我的头家（指县长）接到内阁的电令，要拘捕你。”爸爸被关了起来。12日将爸爸押上英帝特备的小汽船从诗巫送到古晋，13日早晨到达三角坡监狱。典狱长对爸爸说“辅政司援用紧急法令第五条‘政府认为你是不需要人士’把你拘捕，等待有船时将你驱逐出境。现在把你先‘寄’在这里。你不是普通的罪犯，可以叫你家里给你送饭”。爸爸表示不用家里送饭，但是要求写信通知家里已经在古晋的监狱里。典狱长同意了他的要求。
那几天，妈妈在古晋心神不定，做梦爸爸出事了。直到诗巫的一个亲戚带着跟随爸爸在诗巫念书的两个姐姐回来，才知道爸爸被捕，到处打听爸爸被关在什么地方。等收到爸爸的信，已经是第三天了。后来监狱允许每周探监一次，妈妈去找副典狱长多民（混血儿）问他为什么拘捕爸爸，他说是因为伍先生有共产党的嫌疑。我第一次听说爸爸是沙捞越共产党，是在爸爸去世后，从原江苏省侨联主席彭钊安那里听说的，爸爸生前从来没有告诉家人。前几年看了一些介绍沙捞越共产党的书，书中介绍沙捞越共产党最早的领袖就是伍禅。至今，我们还是不能确定爸爸是不是沙捞越共产党的党员。到了8月上旬，华民政务司长高伦卫（英国人）找爸爸谈话，说：“政府不准许你自由出境，如果你要带你的孩子回去是可以的，你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爸爸就将哥哥姐姐们的名字告诉给他。高还想说服爸爸承认是共产党在煽动学潮，被爸爸一一反驳。他非常生气，又无法驳倒爸爸，从此，不再找爸爸谈话了。在监狱中爸爸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受殖民政府的威迫利诱，不向他们低头。并常常安慰一些无辜被捕的难友。
妈妈听说允许爸爸带几个孩子回国，就去找当局，说我们全家都要回去，要求让爸爸出来和我们一起走。他们说可以，你们全家就像旅行一样，还可以将要带走的东西都带走。回来后，全家就忙着做回国的准备。不料到了16号，有人告诉妈妈：“先生娘（太太），你知道吗？今天就要将先生他们送走了。”妈妈不相信，赶紧到监狱去，爸爸和一些被捕人员的亲属都在多民的办公室里。原来15日沙捞越的政治部长告诉他们不久就要将他们押解出境，现在要求他们打预防针。爸爸问他：“我的孩子有没有办手续？”他说正在外面办理。谁知道，第二天下午一点半，监狱突然通知爸爸两点半就要将他们押解出境。这时多民来了，妈妈气愤地举手就给他一巴掌，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说是让他回来一起走，现在连孩子都不让和他一起走，还要送他去集中营！”多民也对殖民地政府的这种处置表示不满，向妈妈道歉。监狱里的看守们对爸爸都很好，一个混血儿看守对妈妈说：“你快去将先生的行李拿来。”只有半个小时了，多民就将他的汽车借给了妈妈，妈妈匆忙将行李送来，还给了爸爸二百元以备急用。天上下着大雨，汽车三点抵达机场，飞机四点半才起飞。八点半降落在马来亚吉隆坡机场，马上就被吉隆坡监狱的运货车送到拘留所。第二天被押解到吉隆坡巴生港口集中营。在关押一个月后，1952年9月16日才被押解回国。
9月24日海轮抵广州黄浦港，爸爸终于回到祖国。爸爸被迫离开自己战斗多年的沙捞越，再也没有机会踏上那片土地。令他欣慰的是，古晋中华中学和诗巫中华中小学的许多学生，后来回到祖国，勤奋学习，学有所成，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做出自己的贡献。留在当地的学生成为当地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中坚力量。一些从事当地侨社工作的学生也都能继承华人自主办学的传统，中华中学学生黄文彬先生（马来西亚华商会长）每年都捐巨款资助华文独立中学，为维护华文教育并在促进中马友好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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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被捕后，学校还没有放假，妈妈要给学生上课、改作业，还要到监狱去看爸爸，天天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婶婶带着堂姐回了娘家，堂哥因为参加学潮，和丘立本等同学逃到印尼，奶奶焦急上火生病了，二姐得了哮喘，我和两个妹妹得了百日咳，哥哥只有15岁帮不上忙。幸亏南洋的朋友们敬佩爸妈的为人，牢记爸爸在日本占领时期，为大家做出的奉献，都来帮忙，带我们去看医生，帮妈妈洗衣裳，给我们做饭。学校放假后，妈妈结束了工作。爸爸被解押出境不到一个月，妈妈将家中所有的东西处理完毕，办理了回国手续。
1952年9月18日妈妈带着我们全家：66岁的奶奶、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婶婶和堂姐、7个未成年的孩子，怀着对南洋深厚的感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亲友，离开了沙捞越，踏上回归祖国的旅程。
从古晋到新加坡，等船数日，再从新加坡去香港，9月30日，终于抵达香港，直接进入深圳。当时深圳是个小渔村，非常荒凉。海关就设在一个竹棚里，过海关时，别人要开箱检查，查得很严，我家有40多件行李，海关的同志问妈妈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妈妈就如实地告诉他们，还说有二件是别人托带的。他看看也没有什么东西，画个圈就放行了。一过罗浮桥，妈妈看见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的像，眼泪不由自主就往下流。从爸爸被捕到回国，不管多么艰难，心里多么难过，妈妈始终没有掉过一滴泪，她的坚强永远铭刻在我心中！在南洋爸爸总是不在家，妈妈支撑着我们的家，大姐形容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
五、新中国，给了爸爸为民众服务的机会
1952年10月1日国庆节。我们回到广州，出了火车站，就看见五星红旗飘扬，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与爸爸重逢；妈妈见到分别十几年的外婆和姨妈，激动得无法形容；觉天叔叔终于和全家团圆。回国后，爸妈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工作，哥哥、大姐分别在上海中学和厦门集美中学念书，我们姊妹五人留在爸妈身边。
1954年爸爸和姨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9月15日至26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开国元勋，领袖们和全体代表合影，全国各界代表共商国事。爸爸去世后，妈妈将爸爸参加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七张代表证，分给了我们七兄妹，哥哥是老大。在第一届大会上爸爸见到了许多分别十几年的老朋友如沈雁冰、巴金等人。爸爸和陈嘉庚、何香凝与廖承志母子、司徒美堂、庄希泉等华侨领袖们在一个小组里，他刚刚50岁，在小组中就是年轻人了。彭德怀元帅参加小组的讨论会和他们合影留念。何香凝老人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代表们。从此每年爸爸参加全国人大的视察，到工厂、农村、学校……欣喜地看到新中国、新面貌，也了解了各地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农村农民生活的艰苦，积极提意见，认真参与人大的各项工作。连续七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直至1988年12月去世，爸爸实现了为民众奉献一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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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广东省委统战部对觉天叔叔说，你哥哥是全国的华侨代表，最好动员他参加致公党。叔叔是广东省致公党的负责人之一（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53年参加贺龙为团长的中央赴朝慰问团；56年参加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赴西藏慰问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57年参加胡耀邦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他就动员爸爸参加致公党，爸爸服从组织的安排，1956年10月，参加了致公党。中山医学院教务处的负责人也来动员爸爸参加共产党，他说自己条件还不够，还需要锻炼锻炼再入党。当时姐妹们都要求进步，对此很不理解，爸爸就告诉我们：“我是华侨代表，如果参加了共产党，做海外的华侨工作会受到影响。致公党是华侨的组织，参加致公党做工作会更加方便些。”
1957年4月爸爸被调到北京致公党中央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同年北京市致公党筹备委员会成立，由严希纯、司徒擎、刘锦汉、伍禅、金鼎新、马德成和谢白寒等七人组成。他在北京同样是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机关人手少，需要轮流义务值夜班，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为了减轻同志们的负担，他总是主动承担下来，一直到1964年心肌梗塞住院为止。
1960年4月妈妈也调到北京，在江西驻京办事处工作。除了哥哥在广州医学院上学，二姐上高三没有上北京。奶奶和我们四个姐妹也到北京，大姐已经在北师大物理系念书，全家在北京再次团聚，住在西城区新街口三不老胡同一号全国政协的宿舍。1961年暑假，哥哥和二姐回家度假，全家终于在奶奶去世（1966年）前拍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全国人民一样克服了吃饭、穿衣、行路等等困难。爸爸每聆听周总理的国内国际形势报告，回来就传达，教育大家相信党和国家很快就能走出困境。当时不少归侨离开大陆，去香港，我家没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1964年8月爸爸心肌梗塞发作，差点去世，幸亏抢救及时，老天又给了24年时间，让爸爸和我们在一起。
爸爸和姨父再次当选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叔叔在第三届人大召开时，也从全国政协委员转为全国人大代表。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当年的全国人代会停止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只召开了一次会议即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主席和大部分的代表被迫害而终止。
身为全国人大华侨代表，爸爸对沙捞越华人的命运尤为关切，他在南洋的许多学生为了马来西亚的独立，被英殖民政府关进集中营，甚至惨遭杀害，他一直关注他们的命运，直到后来他们出狱。爸爸的学生文铭权、黄纪作是沙捞越共产党的领导人，爸爸回国后，文铭权一直与爸爸保持联系。1962年文铭权、王馥英夫妇，黄纪作、雷浩云夫妇及陈绍唐等人被马来西亚政府驱逐出境，来到北京。中联部接待他们，经调查，确认文、黄两对夫妇的沙捞越共产党领导身份，从此他们作为兄弟党的国际友人，留在北京，一切生活费用由我国负责。中联部特许他们与我们一家（包括堂哥家）有来往，我家成了他们唯一能进出的北京百姓家门。爸爸对回国升学的学生更加关心，每年他总要组织在北京的沙捞越归侨学生聚会，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祖国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在广州和北京的归侨把我家当成自己的家，在广州时郑祝聪回国后没有地方落脚，在我家住了很久；洪思庆和孙美玉在我家结婚；邝文栋得了淋巴结核，他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离我家近，妈妈天天为他熬中药，直到他病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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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家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动乱的十年。最早受到冲击的是姨父柯麟，他身为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广东省委委员，是第一个被点名的广东“黑帮”。接着叔叔伍觉天也被打倒，押送到广州龙眼洞筲基窝的“学习班”，实际是集中营、劳改营。文革初期，爸爸妈妈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做了两块牌子，挂在脖子上，天天在家提心吊胆，生怕有人上门来造反。姐妹们不是下乡就是下厂，除了三姐，没有一个能够在本职岗位上好好工作，小妹在山西农村插队许多年，直到病倒被人背回北京。
开国元勋一个个被打倒，有一天小妹从街上回来，说起街上贴满了刘少奇主席的大字报，说他是叛徒、内奸、工贼，爸爸听了气得脸色发青，认为这样对待一个国家主席，完全是无视国家宪法，他不相信刘少奇是坏人，完全不能理解文革的这些做法。全国都乱了，先是学校停课，学生在全国到处大串联。接着机关、工厂、各行各业也大闹革命，停工停产，参加大串联。到处发生武斗，到处“打、砸、抢”，一片混乱。工厂生产停顿；农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卖个鸡蛋、花生换油、盐都要偷偷摸摸，被抓住就没收；城市商店里什么都缺；到后期，全国经济濒临崩溃。
在文革中只有两件令人兴奋的国家大事，那就是1971年10月25日在26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定。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我国再也不把自己孤立起来，从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成功的两件事，这其中，周总理的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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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党中央原定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代会，各个省、市代表都已经选出，爸爸当时不再是代表。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人代会推延下来，71年的选举作废。1973年夏天，各省市重新选举代表。毛泽东主席特别下决心，增加55名代表，许多民主人士、无党派知名人士得以当选。沈雁冰9月当选，爸爸当选的具体时间家人已经忘了，记得有一天，一个人很神秘地来到我家，看到我们住在这么简陋的房子里觉得很奇怪，他将爸爸带走了。全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非常紧张，一直等到爸爸回来才将心放下。原来爸爸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和一些民主人士在一起，叶剑英元帅亲自就关于四届人大代表的安排问题和他们谈话，这样爸爸又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妈妈曾经对哥哥说，当时有些人反对安排爸爸，是周总理的坚持，使爸爸再次当选。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代会也开得非常神秘，开会前一天傍晚，小妹将爸爸送到汽车站，他只带了一个小包，里面放着几件衣服，悄悄地到集中地点，然后被带到指定饭店。会前派出所的民警还特地到我家来探听消息，直到报刊登出，全国人民才知道四届人代会召开了。
1974年国庆节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请贴，邀请在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国庆招待会，爸爸也出席了招待会。《人民日报》刊登了出席招待会的人员名单，许多人在文革之后首次在报刊上出现，大快人心。10月1日全家拿着总理的请贴，参加了中山公园的国庆游园，见到许多知名人士。我带着一岁半的儿子也参加游园，并留下了请帖。这是文革中最令人兴奋的一天。
1975年1月8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人代会。邓小平同志当选为第一副总理，给全国人民带来一线希望。这次会议对爸爸来说更加难忘，因为他有幸和周总理一同分在天津代表团里。爸爸总是告诉我们，能在总理参加的最后一次人代会上和总理在一起，是自己最大的幸运。周总理和爸爸见了面亲切地握手，关心地问爸爸“你的身体现在怎样了？”想不到日理万机的总理还记得爸爸11年前患病住院；又问起觉天叔的情况，还记得他们是兄弟。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已经重病缠身，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为之心痛，但他心中只有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从第四届人代会开始，爸爸都当选为全国人代会主席团成员，连续当了四届，一直到他去世的1988年第七届人代会。第四届人代会因为“四人帮”的破坏，只召开了一次会议，就终止了。但爸爸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后，一下子成了知名人士，从此家中来往信件不断增加，除了亲朋好友，还有许多没有门路、又无助的人们也给他写信求助，爸爸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许多事情，都是他去世后，家人才知道的。
爸爸恢复工作之后一直关心广大归侨、侨眷的疾苦，想尽办法为他们排忧解难。1975年在石景山钢铁厂职工子弟学校教书的印尼归侨汪瑞琴，在下车间劳动时，被徒工开着的一辆电瓶车撞倒在高炉旁，砸断了腿，工厂只给予简单治疗后就不管不问了。通过她的朋友，爸爸知道了这件事。经过认真的调查，爸爸为她写上诉材料，多方设法，将她安排到工艺美术厂工作。爸爸当时已经71岁了，还两次到她家去探望，买玩具送给她年幼的孩子。直到文革以后，她一家三口要到香港定居，她拄着拐杖爬上四楼来和爸爸告别，全家才知道这件事。爸爸做了好事，从来不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不但是归侨、侨眷，就是不认识的普通群众，他也一样尽心尽力地帮助，三姐同事的爱人得了癌症，急需一种中药，当时北京买不到，爸爸知道后，立即写信给广州的哥哥、海南岛的妹妹让他们设法买到。爸爸还帮助不认识的一位泗洪县干部（当时我在泗洪工作），从香港买来治心脏病的药。当朋友们处于逆境时，他从来不另眼看待，他们到家里来，爸妈总是热情款待。有位老归侨被诬陷为“反革命”，他的老伴长年生病，全家生活无助，爸爸多次给予资助。当时我家生活也不宽裕，爸妈和在京的姐姐们一起凑钱，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爸爸的许多老朋友和归侨、侨眷受到迫害，一些外调人员来到我们家，常要求爸爸按照他们的口径写证明材料，爸爸虽然受到冲击自身难保，但他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管他们怎样威逼，都坚持如实反映情况，绝不说违心的话。为此文革过后，不少人来我家向爸爸致谢。重庆大学人事处主任吴耕书，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郑思群校长的夫人，造反派诬陷他们1932年在上海被捕是叛徒，找爸爸写材料，爸爸不肯按造反派的要求写，而是如实写了证明他们清白的材料，吴幸免于难。文革后她来看爸爸，从此成了我们家的常客。田汝康是复旦大学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大约是1949年，为了写海外华侨在抗战中的文章，他来到沙捞越搞调查，和爸爸相识。1950年元旦，爸爸和当地华侨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田汝康也在贺电上签名。文革中，他不仅受到学生的冲击，还受到民盟内一些人的诬陷，说他是特务，到南洋搞特务活动，是爸爸写的材料为他讨回清白。改革开放后，他从上海来到北京，特意到我家向爸爸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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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倒台后，全国人民迎来了新生。从此好事连连，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广大青年看到了光明的前途。1978年11月党中央决定给“右派分子” 平反，恢复名誉。在拨乱反正中，文革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老革命、广大干部重新工作。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自从1980年，大姐送给我家电视机后，每当召开全国人代会，我们一家3口就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大会的盛况。爸爸总是会坐在主席台，我们好开心。1988年是他生前参加最后一次大会，爸爸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坐在一起，他们的特写镜头特别多。我们看到了：3月28日大会自由发言，在主席台上爸爸举手要求发言，彭冲委员长请他到前台，在麦克风前讲话；4月11日下午，大会选举，爸爸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坐在前排，选举时，执行主席先投票，爸爸投票时，奥运冠军、体操王子李宁就站在他旁边，李宁是主席团成员，那天是主席台上的选举工作人员，他们的镜头特别清楚，这些都是令我永世难忘的。大概在2001年全国人大对历届人代会搞了一个回顾片，在片子里我又看到1988年爸爸在主席台投票选举的镜头。
叔叔从第五届全国人大开始当选人大代表，并担任六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从第六届全国人代会开始，爸爸和叔叔多次接受记者采访，被称为“侨界兄弟赴盛会”，在会议中广为流传。
作为连续七届全国人大的代表，爸爸34年始终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78年全国许多群众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因为小平同志办公室人手少，信件太多，就将信分送一些给各届人士处理，爸爸也分到一部分。他认真阅读，分类处理，然后转寄给有关部门，使这些人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2007年春节我回家，在照顾妈妈之余，翻遍了家里的相片和爸爸留下的文件，发现了许多人民来信，从信封上看，来自全国各地，有公函，更多的是个人的申诉，有归侨侨眷的，还有许多普通干部、工人、农民写来的，不知道爸爸文革后帮助多少人平反了冤假错案。我随便抽看了两封：一封是1983年6月，山东省高密县双羊公社山前大队、38岁的农妇黄春芬，寄到第六届全国人代会主席团伍禅收、长达26页纸的申诉信；一封是1980年北京化工学校的公函，要求归还被工厂占领的校址。从中可以看到，爸爸不管是对集体的公事，还是对毫不认识的最普通的农村妇女的申诉，都同样重视，至于华侨与归侨侨眷的申诉就更多了。粉碎“四人帮”后，许多受害的归侨、侨眷纷纷来信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一些归侨、侨眷因工资、住房、出国申请等问题不能解决都来找他。爸爸总是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认真地调查研究，及时地把他们的申诉、要求，加上自己的意见转呈到有关单位，为了更好地说清问题，有时他还逐字逐句为申诉者修改材料，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大革命失败后有许多中共党员流亡到南洋，他们中不少人对当地华人社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但这些人回国后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有些人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爸爸对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反革命，心中十分不安，一直在为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努力。马来西亚归侨李铁（又名李瑶光），原是马共成员，因抗日、抗英两度坐牢，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后来回到原籍。文革期间被划为五类分子。文革结束后，他提出申诉，爸爸经调查，了解到他的实际情况，帮助他呈送材料，终于得以平反。直到1988年爸爸病重前，在沙捞越与他一起办报的易艺五写信给他，反映自己大革命时是贺龙的部下，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去了沙捞越，在南洋仍然积极抗日、反殖民统治，因为历史问题，文革中受到迫害，至今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收信后，爸爸突然病重，来不及处理，在病床上，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再三嘱咐姐夫丘立本写信反映给有关部门，争取早日帮助他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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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爸爸是当之无愧的侨界知音。长期以来，他积极协助党中央、国务院落实侨务政策，向海外华侨华人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开展和加强海外联谊，为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赢得了海内外人士的尊敬。文革期间，1975年他在沙捞越的学生、马来西亚中华工商总会会长黄文彬来到北京，千方百计地寻找爸爸，好不容易才通过体委找到我家，从此他为中马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中马建交后，沙捞越朋友上至马来西亚政府卫生、教育、科技与环境部长杨国斯，中华工商总会会长黄文彬等名流，下至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到中国就一定来看望爸爸，爸妈热情地接待老朋友，使他们对中国有更深的了解。黄文彬多次率领经贸代表团来中国，是中国贸促会第一个外籍会员，马中友好协会的监护人，在马来西亚他接待过江泽民、乔石、李鹏等我国领导人。杨国斯部长率领政府代表团来北京，李鹏总理接见，为我国和马来西亚合作发射卫星进行洽谈。这些成功合作的背后蕴含了爸爸多年的努力。爸爸做工作从来都是默默无闻，不求名、不求利。许多事情，家人都是在他去世后，才从他人那里听说。南洋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爸爸，在他去世后他们还在怀念他。1992年10月，杨国斯先生特邀妈妈和哥哥回到沙捞越访问，在古晋、诗巫他们见到许多老朋友，大家都非常怀念爸爸。
六、致公为侨，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爸爸参与了中国致公党的恢复活动，为致公党的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1979年10月致公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爸爸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1980年2月北京市召开致公党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11位委员，正式成立致公党北京市第一届委员会，爸爸当选为主任委员。在开会之前，统战部要求爸爸出任北京市主委，爸爸一直坚持不当，并先后建议由司徒擎或谢白寒担当。从致公党主席黄鼎承到北京市许多干部纷纷来家做工作。黄甚至把大姐夫邱立本叫到他家，要他帮助动员爸爸，姐夫说自己是中共党员，不能干预民主党派的事情。爸爸最终还是担任了北京市致公党一、二届主委。但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他还是让给了别人，这种好事，别人看得重，爸爸看得轻，他是真正的淡薄名利。
1983年致公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爸爸和叔叔同时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从79年到1988年的9年间，爸爸和致公党中央及北京市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发扬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优良传统，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阵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巩固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爸爸一生淡薄名利地位。1985年他病重住院，当时国家已经改革开放、社会安定，他认为自己已八十高龄，责任完成了，可以将位置交给年轻的同志了，因此要大姐夫代他写信给中央统战部要求辞职，后来因为统战部不同意，他服从组织安排仍继续认真工作。1988年3月28日上午第七届一次全国人代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选举各个专门委员会委员，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爸爸从主席台上走到扩音器前发言，他说我年事已高，浑身都是病，恳请辞去华侨委员会委员的工作。爸爸的坚辞请退，赢得了委员的尊敬，而爸爸将心里话说出来后，中午回到宾馆，只对大姐说，我累了要睡觉了，躺下一会就呼呼地入睡，表现了一个长者坦荡的胸怀。1988年，为了推进致公党中央领导集体和致公党北京市委员会的新老合作与交替，爸爸率先主动提出不再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和北京市委会主委的职务，爸爸去世的第二天，致公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召开，他生前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一直没有能辞去。他辞去北京市主委的职务后，仍然关心北京市致公党的工作，为市委的建设和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988年12月11日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爸爸的一生始终淡泊名利，真正做到为民众奉献一生。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上的遗产，留给我们的是纯粹的精神食粮。2007年10月29日妈妈也离我们而去。爸爸妈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后记
我在写《我们家的故事》过程中，回忆爸妈的一生，深深地体会到爸爸对我们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从回国之日起到爸爸1957年4月调到北京，那是我家最幸福的日子。回国不久姐妹们被传染患了水痘，在家养病。爸爸下班就照顾我们，给我们讲故事，记忆最深的是《西游记》，讲的活灵活现，使我从小就充满幻想。他和我们打扑克，妹妹们年幼不会出牌，他就向她们“通水”（作弊），比如用手比划一个大桃子，叫她们出黑桃、红桃。医学院的图书馆有各类书籍，爸爸给我们办了借书证，指导我们阅读中国历史故事、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中外名著。给我们买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卓娅和舒拉》、《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后来又请他的朋友巴金叔叔从上海寄来《家》、《春》、《秋》等著作，培养我们从小热爱读书的习惯，让我们终身受益。1955年实行人民币制改革，爸爸换了新币后，拿了许多角票分给我们做纪念。广州动物园从非洲引进许多热带动物，爸爸就带姐妹们去看，他将我和两个妹妹，轮流扛在肩膀上，让我们看个清楚。放假全家到黄花岗公园去玩，这在南洋是根本不可能的。1959年我15岁前要写入团申请书，需要了解家史，给在北京的爸爸写信。4月25日，收到我的信，他正在参加第二届全国人代会。当天晚上就给我回信，详细写了家史，并指出我的缺点，要我戒骄戒躁，努力争取入团，信一直写到凌晨1点。这封长信，我上北京后，留在静姐那里。1994年她要赴美定居，整理物件发现，将信寄还给我，成为爸爸留给我最好的遗物。
1960年我和小妹到北京时，爸爸去火车站接我们，特别要了出租车，绕天安门一圈让我们看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暑假里爸爸带姐妹们参观故宫、游览中山公园、北海和颐和园，让我们认识北京。爸爸性急，可是他给大妹妹讲解数学，总是那么耐心。1962年我十八岁，有了公民选举权，正巧赶上人大代表选举，爸爸亲自带我到西城区厂桥投票点去投票，我是姐妹中最幸运的一个。回来看到一位姑娘在路边哭泣，爸爸上前询问她，帮助她，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晚年爸爸对第三代更是关爱有加，看到他那么疼孙子，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爸爸对每个孙子都一样关心，1979年江苏传说要发生大地震，他发电报要我们将儿子送到北京。那时我的孩子小军6岁已经上二年级了，在北京他潜移默化受到爷爷的影响，长大后在重要时刻，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1988年爸爸病危住院，小军已经在南京大学少年班，他给爷爷写信，告诉爷爷他一定好好学习，和爷爷一样出国留学，学成回来报效祖国。1997年2月小军赴意大利、美国留学；2005年5月受上海市政府“白玉兰基金”邀请回国讲学，并与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联系，年底两所学校同时聘他为教授。他认为大连理工的专业更适合他，他从美国回到大连当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继承了爷爷的教育事业，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他对学生认真负责，每年都选送学生赴欧美留学，最早的一对小夫妻现在已经回国，被西安交通大学聘为教授。他没有辜负爷爷的希望，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欣慰！
2012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