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淮阴中学北院内，有一处古朴典雅、富于民族特色的院落。这是淮安市政府为了缅怀“勇于革新的、实干的、爱国的教育家”李更生先生，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修复的故居。
李更生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早期开拓者和实践家。1927年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时，曾举例说道：“李更生先生在淮阴办了一所私立成志中学，培植人才而救国。与山东武训向人要钱办学不同，他那是可贵的事，是革命爱国的行动。”给予李更生先生很高的评价。
其子李崇淮，其侄李崇年，都是淮安籍著名人士。淮安李氏，古有晚唐宰相李珏、宋代诗人李之仪、清代大学士李宗坊，近代有著名爱国志士李公朴。及至李氏一族，更是在李更生精神感召下，皆尽心故里，多有建树，可谓“齐心效桑梓，门墙皆桃李。”
李崇淮，1916年10月生于江苏淮阴。曾于1949年加入民盟，1950年加入民建。1988年起连任第五届、第六届民建中央副主席，后任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起连任第六、七、八届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第七、八、九届武汉市民建主委。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经济学家。2008年5月19日9时在武汉辞世，享年92岁。
李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又是关注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活动家，是多党合作的一面旗帜。他的诸多建言立论，脍炙人口，可谓经典之作，对国家和地方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宝贵贡献。
李崇淮一生以父亲（著名爱国教育家李更生）生前座右铭“竖起脊梁担事”来激励自己。他性格率直，在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每年领衔和会签的议案在10件以上，多项建议在宪法修订中被吸纳。在亲戚朋友的眼中，他和善有礼，为人仁心宽厚，让人心悦诚服。
早年立志报国 力攻经济
出身于教育世家的李崇淮，在父亲重教治学的影响下，从小就非常勤奋，成绩一直不错。更生先生虽英年早逝，但他筚路褴褛、毁家办学的精神，在幼年李崇淮的心目中留下深刻影响，自幼立志报国。
1938年夏，李崇淮转入华西协和大学研修英国文学，开始关心欧美先进国家的社会现状。通过比较研究后他觉得，中国社会贫弱和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经济落后，而纯粹的自然科学和文学是缓不济急的。因此，李崇淮下定决心，转向攻读经济。1941年夏，他以优异成绩从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并被特别授予国际斐陶斐荣誉学会金钥匙奖,供职于重庆交通银行。
大学毕业他到重庆交通银行工作。1943年10月由银行资助赴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教务长辛普森先生对他说：“本校近几年中国学生来得不多，他们的成绩也多半不太好，有的读不下去就中途转走了，你先试试看吧！”他废寝忘食，刻苦攻读，以超过所有中美同学的成绩获得辛普森教务长亲手颁发的绩优荣誉证，不仅被免去全部学宿费，同时获得了优等奖学金与美国“国务院奖学金”。毕业时顺利通过了德文考试，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工业化为什么来得慢？》《美国复兴金融公司》两篇论文，1945年6月以优异成绩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后耶鲁大学一再坚持留其攻读博士学位，但李崇淮知道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他以父亲生前座右铭“竖起脊梁担事”为己任，坚辞挽留，同年从美国旧金山乘船返国，被任命为交通银行汉口分行襄理，主持外汇工作。
享誉金融改革，屡开先河
李崇淮的学生、武汉大学金融系教授黄宪回忆，李崇淮信奉“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箴言，坚持“不唯名人是从，不唯多数是从，不唯老师是从”的治学原则。这与其父更生先生在世时勇于革新、力促创新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而更生先生为事业一往无前的精神，更使李崇淮在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不畏孤身作战、无惧质疑挑战。
在1981年开始的人民币和各国纸币是否仍代表黄金的讨论中，李崇淮是“非黄金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在他所著的《论当前的货币形式问题》一书中（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提出了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的观点。他指出：“当前黄金在各国国内和国际上都不再是货币商品，人民币和各国纸币基本上都是信用货币（银行券），都不再代表黄金。”他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正确的，但要联系两个实际：联系19世纪下半叶的实际来理解它，联系当前的实际来运用它。”即要结合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来分析、理解和运用。李崇淮在该书中还就当前纸币代表什么价值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他指出：商品生产发展到今天，黄金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充当货币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货币形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没有特殊商品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新阶段。纸币所代表的已不再是一种特殊商品价值，而是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或商品复合体价值。李崇淮这个论点，引起了同行专家的重视和兴趣。
1984年7月30日，李崇淮教授率先提出运用股份制，并出版论述股份制的第一本专著，湖北省委表示认同，13年后的中共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股份制。
1997年10月16日，市政协八届二十五次常委会议，学习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李崇淮递给笔者三本书，说道：“1984年我就提出了运用股份制的问题。现在十五大肯定了股份制，我非常高兴。”
1984年12月，李崇淮教授主编的《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一书出版。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郑重作序，称之为“建国以来我国关于招股集资方面的第一本专著，是将理论研究同现实问题探索相结合的一个尝试。”翻开这本专著，我看到了李崇淮教授1984年7月30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应组织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公司》。李崇淮认为，从股份制经济本性看，它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嫁给资本主义，可以姓“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嫁给社会主义，应该姓“社”。股份制是充分运用国内外社会资金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年11月，李崇淮还提出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10点设想，以及发展第三产业的12条措施。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李崇淮青年时代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获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1946年学成回国后任交通银行汉口分行襄理兼任武汉大学经济系特约讲师。1949年起，专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经济管理系主任、以及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这一段阅历使李崇淮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86年6月，李崇淮教授主编的又一本《股票基本知识》出版发行。钱运录同志再次作序，指出：股份制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共同结晶，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崇淮文选》的序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同志于1993年2月22日撰写的。孙评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李崇淮先后提出了许多带有战略意义的建议，立意为中华腾飞作出自己的贡献。”
13年前如此鲜明地提出运用股份制，难能可贵。
与此同时，李崇淮还倾注大量心血，研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陆续提出诸如组织和发展股份公司、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意见，并主编建国以来我国第一本介绍股票基础知识的专著《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如今，成百上千万股民在各家证券公司大厅买进、抛出、“玩心跳”的时候，或许并不知道李崇淮这一本专著的价值，但全国铺天盖地股份制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们，不能不惊叹并感谢一位经济学家卓越的胆识和理论贡献。
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李崇淮先生的观点和论著是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的。曾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在1993年出版的《李崇淮文选》序言中，充分肯定了李崇淮先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他的“三不”治学原则给予高度评价。这位民建中央领袖多次听到过李崇淮先生的发言，对他“追求真理的严谨态度和学者风骨”感慨不已。
力主武汉“两通”，德泽后世
和更生先生一样，李崇淮的实干精神，来源于锲而不舍的毅力，更来源于高度爱国主义所产生的无私胸怀。
1983年5月至12月，武汉市委、市政府连续8次召开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与会者主张各异，议论纷纷。李崇淮教授在调查研究、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发表了《凭借“两通”起飞，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等一组论文，出版了《“两通”起飞——武汉经济发展战略刍议》一书。详细分析了武汉在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诸多优势，论证了交通(包括运输、电讯)和流通(包括商流、物流、货币流、信息流)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武汉应以两通为翼，以工业为主体，有条件成为中部地区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交通运输中心、内外贸易中心、工业基地、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科技教育中心以及信息、咨询、管理服务中心等，以此带动并促进武汉、湖北以及内地有关各省的经济发展。这一建议得到了武汉市委、市政府，湖北省委、省政府乃至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认同，出现了以两通为突破口，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气象、新局面。
1984年6月29日，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敞开三镇大门，繁荣城乡经济”的谈话。
1985年1月25日，武汉市政府发布第一号嘉奖令，表彰李崇淮为武汉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的重大贡献。
1985年3月6日至13日，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肯定了武汉市“两通突破，放开搞活”的改革经验。
时至今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确定了包括中部崛起在内的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战略；湖北省委、省政府抓住机遇，卓有成效地实施武汉及周边城市(1+8)经济协作圈共同发展的战略部署；武汉市“两通起飞”的后续效应以及振兴制造业的主体作用，正相互辉映并显示强劲的生机与活力。
建言宏论迭出，影响深远
1993年2月22日，万里委员长主持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专题商议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案。李崇淮委员在大会发言中明确提出了把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国家宪法的建议。民建中央表示支持，万里委员长表示赞同。《万里文选》记载：“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万里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听了李崇淮委员关于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言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李崇淮的意见很好，宪法中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发言稿转乔石同志(修改宪法小组组长)阅。”
199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及时地提出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补充建议案》。建议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案和补充建议案，完成了党的主张转变为国家意志的全部法律程序。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国家宪法，这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
1993年4月的一天，全国人大、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在武汉东湖宾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下榻的地方。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拜望了这位久仰的老人，感谢他对武汉工作的关怀和支持。老人修改宪法的激情仍浓，很自然地谈到李崇淮。
孙起孟兴致勃勃地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万里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2月14日建议案期间，李崇淮找到我，问我可不可以发表意见，把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国家宪法。”孙起孟说，李崇淮处事严谨。我懂得他的意思，中央建议案没有这一条，还能不能发表意见。我明确地回答：“可以发表意见。中央就是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后，孙起孟感到事关重大，主持召开了一次民建中央主席会议。会后以民建中央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建议书。他说，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大都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和建议。说明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国家宪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体现。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以后，李崇淮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党的伟大旗帜，也是全国人民的伟大旗帜。他同辜胜阻、王曦教授一起，联名上书中共中央统战部并呈江泽民总书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同志，建议把邓小平理论以及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写入国家宪法。
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以后，李崇淮教授又上书中共中央统战部并呈江泽民总书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同志，建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中共党章以及各民主党派党章。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李崇淮教授认为应当研究解决纪委的管理体制问题，提出了关于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逐步改变同级党委管理同级纪委的现行体制，实行中纪委垂直管理地方纪委的创新体制的建议，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
几十年来，李崇淮教授始终如一地坚定不移跟党走，殚精竭虑。
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李崇淮教授深情地说道：“这个文件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的共同选择和共同创举。一定要坚持好、完善好、运用好。”
从1983年到1997年，李崇淮连续当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领衔和会签的议案在10件以上，其中多项建议在宪法修订中被吸纳，被誉为“议案专家”。在1988年至1992年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的5年里，李崇淮作了15次常委会大会发言，内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诸多方面。比如“招标投标问题及立法的建议”、“武汉港对外籍船舶开放的建议”、“保护正当竞争，制止有奖销售”等。这些凝聚着他心血的建议，大多已被采纳实施。
李崇淮关注民生不仅在于提出大方向的议案，更在于用心体察影响市民生活的小事。据胡照洲回忆，公用厕所设马桶位就是李崇淮最早提出的，因为老人、残疾人非常需要。
李崇淮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倾注的心血，不仅得到了国内民众和权威部门的认可，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他曾先后应邀参加美国经济年会，并到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加利福尼亚、斯坦福、伊利诺斯等高等学府作介绍中国经济改革的报告；赴法国考察管理院校教育现状；到德国杜伊斯堡、美国匹兹堡、中国香港等地，出席国际性地区经济改革研讨会；1995年和1996年，他还连续两年接到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名人传记协会的联名来函，邀请他参加在澳大利亚悉尼和美国旧金山分别召开的第22届和第23届各有100多位国际名人出席的“人文科学国际会议”。李崇淮先生的业绩不仅被载入国内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录》，而且被世界著名的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列入1995年出版的《国际有成就的名人录》和选为“1994年—1995年度国际名人”，还列入了该中心1997年出版的《国际有成就的领导人名录》。
一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在周围人的眼中，和父亲一样，李崇淮也是守正不阿、言行鲠直、敢想敢干的人。有两件小事可以佐证他的率直性格。
李崇淮12岁那年，放学回家撞见家人邀邻居来家打麻将赌钱。这违反了父亲立下的“八不箴”家规中的第四条“终身不吸烟赌博”。极度尊崇父亲的他，二话不说把麻将桌掀了。
1942年，在重庆交通银行上班的李崇淮，在擦身而过的一艘船上，望见了复旦女生许慎安。这次一见钟情，成就了后来相伴一生的恋情。李崇淮常开玩笑，因为摘到了复旦校花被复旦的男生们“追打”，连眼镜都打掉了，可他痴心不改。
同时，在同事亲友的眼里，李崇淮是一个有着传统文人修养的和善长者。1984年，时任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胡照洲第一次登门拜访李崇淮。当时，李崇淮腰椎病发了，躺在硬板床上给学生改稿子。但他坚持下床招待“以免失礼”。
在武汉市政协，李崇淮的为人让很多人心悦诚服。“他每次提建议语气都非常和气委婉，如果你不理解，他就会耐心地反复跟你解释。”“按说他那么有名，又有九十多岁，一些会议完全可以不去，可每次不能应约赴会，他都会打电话给约请单位请假。”
可以说，李崇淮虽然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尽瘁于教育事业，但他的言传身教，也影响了相当多的人，踪迹所至，口碑载道。
2008年5月，李崇淮先生在武汉辞世，享年92岁。
李崇年先生是李崇淮先生的表兄，1907年出生于淮安清江浦。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归国后受聘为同济大学教授兼总务长、云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又曾发起筹划昆明地方银行，任经理，投身国民党财经界，任陕西省财政厅厅长兼省银行董事长、田赋署长。
抗战后，矢志社会经济之重建，返沪主持中孚银行及发展工矿事业。去台后任物调会常务委员兼台大经济学系教授。后经营官办企业，陆续开创及参与筹建经纬丝织厂、新竹玻璃、裕丰纱厂东和纱织、中华开发、大宇化工、中国人纤、六和汽车、南洋印染、福昌纺织等企业，并在海外创建印尼钢铁公司、印尼水泥公司等，为台颇有成就之实业人士。
李崇年有着李氏家族传统的耿介秉性，由于家族渊源，他对学术和教育虚心敬重，喜交饱学贤德之士，对家乡深情不改，多次兴资助学。1987年9月，李崇年先生出面出资，倡导李氏族人，在江苏省淮阴中学和第一中学成立“李更生奖学基金会”。上世纪90年底，李崇年为淮安市（时称淮阴市）崇华小学捐赠电脑，在当时誉为美谈。1992年，李崇年病故于台北，其夫人葛宗惠遵其遗嘱，捐资25万美元，在故乡淮安捐建图书馆一座。有藏书40余万册，每年新进图书约50000册，对一些市民需要但又没有上架的书籍，还可以登记预约。
李崇年先生著有《忆先叔李公更生》一文，其志殷切，其情深远，对更生先生之推崇溢于言表。
淮安李氏叔侄，为国为民，德业甚广，乡情殷切，挚意动人，古楚淮安，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