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  翔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上掀起第一次“出国热”，伴随着这次出国热潮，淮安也有一批学子赴东洋探求“强国梦”，从而揭开了淮安侨史第一页。此后100年，淮安的侨胞数万人，他们中有安邦治国的政治家，也有事业有成的实业家；有回国服务的赤子，也有漂泊海外的游子。今天翻阅百年侨史，回顾人物往事，我们深感，淮安的侨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探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精神令人敬仰。

他们生于落伍的王朝，祭起的是实业救国的大旗

近代中国甲午战争的惨败，变法维新的流产，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梦初醒。从1901年起一批批青年学子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走出国门，这其中有淮安的杨俊生、谈荔孙、周作民、任祖棻、窦大有等，他们先后留日，专攻经济、法律、自然科学，许多人成了有建树的经济学家、法学家、金融家、实业家。旧中国金融界翘楚周作民，1906年进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供职，后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1917年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历32年之久，并担任董事长10多年。1951年，周作民接受周恩来邀请，由香港回到北京，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9月，金城、大陆等五大银行公私合营，他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事业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周作民的淮安同窗谈荔孙，留日攻读银行经济，回国后应张謇之聘，任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1918年任北京中国银行行长。次年任大陆银行北京分行董事长，后升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1921年大陆与金城、中南、交通、国华四银行合营太平保险公司，任公司董事。谈茘孙、周作民和同期留日的朱虞生，被誉为“淮安三大银行家”。在旧中国他们不能左右时局，但他们孜孜以求、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理想；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他们惨淡经营，为中国现代金融业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还运用金融手段积极支持民族工业发展。毛泽东同志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强调的“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界人士”中，搞化工的范旭东和从事交通运输的卢作孚，都是周作民的挚交，范旭东创办的中国首家制碱厂和卢作孚民生实业公司都因得到周作民的鼎力相助而成为民族工业的两大支柱。在第一代走出国门的淮安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实业救国的理性。

他们欣逢变革的时代，谱写的是后世景仰的人生

20世纪前20年，中华大地风起云涌：辛亥革命开启了民主共和新时代；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民众思想解放；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一大批革命先驱者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跨洋过海探求革命真理。少年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1917年东渡日本，以一首《大江歌》抒发了“邃密群科济世穷”宏愿。此后，从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到旅欧建立中国少年共产党，从领导南昌起义向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从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到和平建设时期的政府总理……他投身革命即身许革命，他热爱国家即身许国家；他睿智超群学贯中西，却倾毕生精力于中国革命建设这一宏伟大业；他少小离淮乡音无改，却以国事为重天下为先没再回乡。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革命人生。

周恩来追求真理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后辈学子。1916年出生的李崇淮，父亲是被毛泽东赞为“毁家办学，高风亮节”的爱国教育家李更生先生，他1945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美国“国务院奖学金”后，放弃耶鲁盛情之邀，毅然回国服务，先后任交行汉口分行襄理，武汉大学教授。1949年国民党溃败时，他坚决听从共产党人安排，留在新武汉，先后任武汉大学总务长，基金管理学院副院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作为治学严谨、胆识超群的学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显身手：他提出运用股份制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在党的十五大得到肯定；他提交的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国家宪法的建议案，在八届人大审议通过；他坚持“不惟老师是从，不惟多数是从，不惟名人是从”的“三不”原则，宏论迭出，成果累累，是当代中国公认的金融专家；他提出的“两通起飞”观点和理论构想，被武汉市委市政府采用，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从共和国总理到知名学者，我们看到淮安赤子那份崇尚真理、追求进步的执着品格。

他们筚路蓝缕事业甫成，又倾丹心热血于家乡建设事业

淮安儿女离家再久、再远，都恋家、“巴家”，这是古淮遗风。淮安人认这个理。他们在外读书、谋生、创业，历经辛苦，成就了事业。但是他们牵挂淮安，一心支持家乡的发展。入选新中国60年感动江苏50人的郑兆财先生，1948年只身来香港，创办巴黎毛冷百货公司。承继着“以勤劳求生存，以诚信求发展”的祖训，生意日渐兴隆，到1980年代毛冷公司已积累数亿元资本。从这时起，奋斗半身年近花甲的郑兆财，全力支持家乡建设。捐赠1.4亿元巨资创办了郑梁梅小学及幼儿园、郑梁梅初级中学、郑梁梅高级中学“三校一园”的郑梁梅系列学校，在校师生17000余人，成为苏北大地蔚为壮观的教育之城。此外，他还设立了1350万元的“郑兆财奖学金”，捐资1000多万元发展宿迁、连云港基础教育；捐赠200万元扶助汶川地震灾的孩子们。在海外侨胞中郑老不是很富有的，但一个人无偿地为家乡建一座教育城却是屈指可数的。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评价郑老：“十年办学，成绩斐然；爱国爱乡，真情可嘉。”

郑老的同乡人蒋志平，旅居台湾60年，是一位办学有方的教育家。他1965年协助好友顾怀祖创办醒吾商业专科学校(现改为学院)，1970年在台北创办东南工业专科学校（2000年更名为东南技术学院），1976年应邀主办陷入困境的基隆德育护理学院，仅数年基隆学院重燃生机。1989年功成名就的蒋志平老人，74岁高龄回到家乡涟水，此后20年他一直为家乡教育呕心沥血：捐资人民币数百万元，兴建了蒋庄小学和蒋庄中学；捐资人民币1200万元，兴建涟水县南门小学和涟水县少年宫；筹资数亿元，创办淮安市第一所民办高校——炎黄大学。如今，炎黄大学在涟水拔地而起，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面积5万平方米，拥有师生员工人近万人。两个涟水人，一样赤子心，他们在家乡建成了两所学校，也在人们心里竖起了两座丰碑。

他们离家已久乡音已改，仍为人间正道民族大义鼓与呼

从淮安走出去的一代代老侨，鬓毛已衰乡音无改，始终与祖国同命运；在国外出生或者改革开放出国的新生代，可能已习惯于洋装西餐，依然有一颗中国心。1968年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是新生代华人，更是捍卫民族尊严的战士。1994年她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震惊于西方人皆知希特勒的滔天罪恶，却无人了解日寇在中国的屠城暴行，她决意“要让世界上的所有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在完成了《南京大屠杀》初步资料准备后，1995年她前往北京、上海、杭州进行深入调查，1997年世界第一部以英文揭露日寇在中国屠城的《南京大屠杀》在美国出版，日寇在南京暴行震惊西方世界，《南京大屠杀》因此连续14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南京大屠杀》问世后，张纯如与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 一同接受一家电视台新闻访谈，当日本大使含糊地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时，张纯如当场指出，日本政府不仅从未为南京大屠杀认真道歉，而且还在历史教科书中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一个文弱女子敢与大国外交官公开交锋，让他在铁证面前哑口无言，是因为她的身上奔涌着华夏的血，他的身后有祖籍国13亿人民。

在罗马尼亚工作30年的高进，是成功的报人，也是一位有血性的男儿。他先后创办《欧洲侨报》和欧洲传媒，成为罗马尼亚著名侨领。2001年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中国领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发生后，他的《欧洲侨报》立即发表评论，指出事件责任完全在美，美国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正告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不容侵犯。而在新疆“七·五”暴力事件发生后，他又迅速联合海外华人媒体，赶赴新疆实地采访，及时向世界广泛报道事件真相，强烈要求严惩暴徒，同时呼吁新疆各民族珍惜数10年艰苦创业成果，共同维护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由此，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华人对国家民族的拳拳深情。

回顾淮安百年侨史，历数百年风流人物，我们十分心悦传承千百年的淮安人文传统历久弥坚，我们更加诚服这些可敬的先辈和同辈们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对桑梓故里多情重义。身为淮安人，我们为有这样的侨界骄子而自豪！